國民黨新任主席鄭麗文公開向媒體表態(tài)，為維護兩岸和平，她表示愿意與任何人會面，甚至夸下?？诜Q若有必要，可以訪問大陸百次。
這番話熱情洋溢，聽著仿佛兩岸春天就近在眼前，但熱鬧背后的問題很關鍵：這百次訪問要走向何方？終點站的目標到底是什么？
把目光從鄭麗文移開，看看臺北市長蔣萬安，會發(fā)現另一種處理方式，他對兩岸議題一直很冷靜，處理方式偏向冷處理。
雖然鄭麗文和蔣萬安表面風格不同，但實質上都是同一個邏輯：把公眾注意力從“最終要不要統(tǒng)一”的核心問題，引導到“如何和諧相處”的過程問題。
這種做法就是國民黨新生代打造的“過程政治學”，強調過程、淡化目的，在他們邏輯里和平不再只是通向統(tǒng)一的階段，而是需要維持的狀態(tài)，從手段變成目標。
鄭麗文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化解矛盾”“避免戰(zhàn)爭”“積累善意”，主要講如何管理現狀、控制摩擦，而沒有提如何改變現狀或走向未來，她提出的藍圖中，和平和經濟發(fā)展成為核心任務，統(tǒng)一問題被刻意忽略。
蔣萬安邏輯相似，他身著軍裝視察“漢光演習”，口頭批評解放軍動作“不利和平”，聲稱“不挑釁、不引戰(zhàn)、不怯戰(zhàn)”，實際上是以防御和拖延為主，意圖維持現狀。
這種對和平的定義，與他父親蔣孝嚴當年的“回家”思路明顯不同，2003年蔣孝嚴回杭州說“回家的感覺真好”，目標明確指向回歸，而現在新生代國民黨則弱化方向感，只強調過程。
為了讓“過程政治學”成立，身份認同上也必須模糊化，他們在文化上親近大陸，但政治上保持距離，一方面承認血脈中有中國元素，一方面回避政治歸屬問題。
鄭麗文鼓勵臺灣民眾說“我是中國人”，既區(qū)別于民進黨的“去中國化”，又能籠絡泛藍選民，但不提身份最終歸屬，蔣萬安則將政治切割得非常巧妙。
大陸定十月二十五為臺灣光復紀念日，意在紀念歷史，蔣萬安避開主題，用“中華民國光復節(jié)”回應，把歷史分割成互不相關的政治敘事，以穩(wěn)固臺灣政治存在。
蔣萬安的早年文化傾向早在2005年就已顯現，這一年他跟隨父親回到大陸祭祖，與此同時，他恢復了原本的姓氏 “蔣”，這一行為直觀體現出他對家族歷史的珍視，也彰顯了對自身文化淵源的深刻認同感。
但分析認為，他在身份認同上更偏向“臺灣人”，對廣義“中國人”的認同相對有限，這種文化上的親近與政治上的疏離，在蔣萬安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民眾會感到他有歸屬感，但他并不觸及兩岸政治終局，這種身份矛盾恰恰成為國民黨新生代“過程政治學”得以運作的基礎。
在這個策略下，文化親近用來建立民眾認同，政治疏離則避免涉及統(tǒng)一或兩岸終局問題，蔣萬安和鄭麗文在執(zhí)行上手法不同：鄭麗文通過強調化解矛盾、和平發(fā)展來獲得公眾支持。
蔣萬安則用冷處理和中性表態(tài)來維持現狀，表面上看他們風格不同，但本質都是回避最終目標，專注于維持和平和現狀，減少摩擦。
而這種策略在大陸明確目標面前顯得脆弱，大陸的對臺政策非常直接，核心標準只有一個：你是否朝著統(tǒng)一方向努力。
這一目標靠 “九二共識” 和 “反對臺獨” 來體現，它絕不是可以拿來談判的籌碼，而是決定兩岸關系性質的核心底線，這條底線能穿透各類花哨言辭，照出真實態(tài)度，國民黨內部也有不少人對這一點有著清醒認知。
洪秀柱之前直接懟鄭麗文：“你都把統(tǒng)一當成目標了，總不能光說不練吧，那咱們接下來的步子是不是得踩實了，逐漸往統(tǒng)一的方向走？”
這種策略還依賴言語和行為上的技巧來維持表象，蔣萬安通過冷處理和中性表態(tài)，鄭麗文通過熱情表態(tài)和強調和平，雙方都在強調維持現狀、避免摩擦，而回避最終歸宿問題。
在島內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下，這種做法暫時能維持政治空間，安撫不希望變化的民眾，但無法改變歷史趨勢，也無法消解大陸在統(tǒng)一問題上的強烈戰(zhàn)略意圖。
國民黨新生代的“過程政治學”，本質上是一種高級拖延策略，他們在處理兩岸議題時，重點在于描繪過程和管理現狀，而刻意回避最終目標。
比如他們常會著重強調，雙城論壇能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各類兩岸交流也能增進民眾之間的感情，但對于最核心的最終統(tǒng)一議題，或是兩岸共同的政治歸宿這類關鍵問題。
蔣萬安的冷處理和鄭麗文的熱表態(tài)，只是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本質都是在延緩涉及核心問題的討論，這種策略在臺灣內部的政治環(huán)境中，短期內能找到生存空間。
它通過強調和平、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安撫害怕變化的民眾，同時避免觸碰敏感的統(tǒng)一話題，讓選民覺得安全、政策可控，但在更大的歷史和戰(zhàn)略環(huán)境面前，這種做法存在明顯局限。
大陸的軍事演習，如“聯合利劍”和“海峽雷霆”，清楚表明了一個信號：如果和平過程不能最終導向統(tǒng)一，實力將確保目標實現，這種硬性力量直接限制了國民黨通過拖延和模糊政策維持和平的空間。
也就是說，國民黨新生代在島內政治中，或許能暫時擱置兩岸相關爭議，但放到兩岸關系的整體歷史邏輯面前，他們這種回避核心的策略就顯得格外脆弱。
和平的過程雖然可以管理和延伸，但終點不會消失，現實會迫使各方面對統(tǒng)一或分裂的最終問題，蔣萬安的冷處理和鄭麗文的熱表態(tài)，都無法改變這一趨勢。